新一輪財稅配套改革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改革《決定》的頂層規劃和中央綜合改革領導層的部署拉開帷幕。環境稅制改革是稅改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服務于打造中國經濟“升級版”、應對環境危機挑戰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大局。環境稅制改革的直接導向是以“稅制綠化”調節經濟生活，激勵經濟活動主體的減排、治污、低碳化發展。具體改革內容既包括排污費的“費改稅”，也包括使已有稅種如資源稅、消費稅更好發揮綠色發展促進作用。另外，在加快立法階段，也很有必要研討未來我國可否開征類似于“碳稅”這樣的環境稅。

 

從應對霧霾為代表的環境危機挑戰的迫切需要和實現偉大民族復興“中國夢”長期戰略目標來看，我國的稅制綠化和在未來開征“碳稅”式環境稅，從根本上說，是中國自身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。從本質上說，為了中國更好地以“后發優勢”加快轉變發展方式，實現“和平崛起”中的現代化，客觀上需要碳稅這一選項（具體名稱表述可以另議）。對其利弊權衡和推出時機的選擇，需要有明智的全局觀念和動態把握。

 

實踐已證明有效性

 

歐盟一些國家征收碳稅的效果表明，碳稅是一個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，可以較好地起到減少污染物排放以及二氧化碳排放、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。開征碳稅國家的生物燃料使用范圍大幅擴展，化石燃料的使用則明顯減少，這使得這些國家的能源供給結構發生了顯著優化，碳稅開征帶來了這些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降低。

 

歐盟一些國家在引入碳稅時，大都遵循了宏觀稅收強度中性原則，即在開征碳稅的同時，降低其他稅種（社會保障稅和企業、個人的所得稅）的稅負，從而保持宏觀稅負水平不變。這實質是通過稅收結構的優化達到了“雙重紅利”的效果：一方面，增強了稅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效應，更加“綠色化”；另一方面，減少了其他稅收負擔，降低了征稅的福利成本，這種雙重紅利的效果，會大大減少改革阻力，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。這方面的經驗我國可以適當借鑒。

 

應該看到，各國在開征碳稅時的經濟社會背景是不同的，也有各自的政策目的。例如，1991年瑞典開征碳稅時已經初步解決了環境污染問題，當時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使用、提高能源效率，減少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；德國實施生態稅改革則是希望通過引入生態稅，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時解決社會保障成本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問題。基于國情優化稅制的結果是，開征新稅并沒有對GDP增長產生明顯負面作用，從長期來看恰是更好地促進了經濟增長。

 

宜動態把握推出時機

 

我國1994年的全面稅制改革推演至今，雖有一系列新的改革舉措陸續推出，但在十八大后按照“五位一體”要求貫徹科學發展觀，需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、環境友好型社會，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，因而稅收制度體系必須進行大力度的綠化。同時，能源價格的提高是大勢所趨，其中稅收占總價格的比例也應有所提高。在此背景下，可以借碳稅的開征，對整體稅制結構加強“綠化”為導向的優化調整，推進環境稅體系建設。

 

有一種擔憂是碳稅的開征會影響中國產業的競爭力，并對GDP產生負面影響，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潛在增長率下滑的大背景下，更不宜開征。其實從歐盟國家的實踐結果看，實施環境稅制改革、開征碳稅是可以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并行的。從筆者所做的模擬分析看，短期內由于征收碳稅導致生產成本提高，部分企業將會采取減少生產的措施，靜態地看失業壓力會有所增加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碳稅對經濟總量的這種不利影響將逐步減弱，最終會形成正向拉動。從中長期考量，碳稅的開征肯定會對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發展方式轉變，起到促進作用。當然，在我國推出碳稅的時機亟需著眼全局合理把握：在經濟明顯下滑的階段，顯然不宜出臺；但到了經濟企穩向好卻又并未進入顯著通貨膨脹狀態的區間內，則是較好時機。

 

還有一種擔憂是在于企業將碳稅負擔向百姓轉嫁，這種說法貌似考慮百姓利益，其實落入了“似是而非”情形：凡是流轉稅（間接稅）都存在著或多或少轉嫁的可能性，但企業間的競爭可以減少轉嫁，一定程度轉嫁之后升高的產品價位，亦會促使消費者節約使用資源、能源；政府調控的要領，其實不是“防止企業將負擔向百姓轉嫁”，而是維護企業公平競爭的規則和環境，促進優勝劣汰擠掉落后產能，并及時酌情提高對低保人群的補助標準。

 

傾向于消費行為調節

 

從理論上來說，碳稅是針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的，但從各國實踐情況來看，碳稅則一般是對煤、石油、天然氣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設計稅率征收的，實踐結果與理論設想的偏差不大。從本質上講，碳稅就是通過增加稅負來提高含碳的化石能源的價格，以促進能效的提高和資源的節約使用，相對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。從碳稅的形式看，各個國家的情況也各不相同，有的作為獨立稅種，更多的則作為早已存在的能源稅或消費稅的稅目形式出現。就中國而言，目前討論中，可提出的主要備選方案有三種：一是新開征環境保護稅，碳稅作為其中的一個稅目引入；二是比照我國的燃油稅改革，在消費稅中引入碳稅；三是將碳稅納入資源稅中，按照含碳量不同設定不同的稅率。

 

筆者認為，碳稅的具體形式只是技術問題，相比開征與否，絕不是核心問題和基本問題。上述三個方案思路各有特色，可以結合已有的消費稅、資源稅改革進度，在設計時統籌考慮，最后通過立法與決策程序定奪。相比而言，雖然都是促進節能降耗減排，但碳稅的目的更傾向于對企業、個人化石能源消費行為的調節，與資源稅應追求的調節級差地租、促進資源開發企業公平競爭等目的，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，故筆者認為，應首先在前兩個方案中考慮作出選擇。資源稅改革則最好另外設計，并應抓緊時機先于碳稅安排較快動作。

 

除了前面提到的保持宏觀稅負穩定外，在碳稅設計方面還應重點強調以下幾點，以減少出臺阻力、降低操作成本。

 

一是設計優惠稅率（征稅標準）。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，對能源密集型行業給予一定程度減稅，以適當考慮這些產業的生存能力和競爭力。同時，對積較進行二氧化碳減排并達到一定標準的企業，給予減免稅優惠。這是各國通用的做法，為了保持競爭力，發達國家的碳稅往往實行差別稅率，對工業、農業等受碳稅影響較大的部門適用低稅率，而對家庭和服務業則征收較高的正常稅率（可配之以低收入家庭補貼）。

 

二是以低稅率啟動，之后逐步提高稅率水平。我國在碳稅開征之初應設定較低的稅率，之后再酌情逐步提高稅率，同時采取稅收改革預報制度，讓公眾知曉稅率是會逐步提高的。這既減少了最初開征時的阻力，考慮了納稅人的承受能力，也能有效地引導納稅人改變其行為。采用預報制度逐步提高稅率水平，即可以給企業緩沖期和調整期，同時又產生不斷引導企業積較改進工藝、致力于提高能效水平的長期環保行為。

 

 

三是控制碳稅的征管成本。好的環境稅收政策，不論其在制度設計上多么完善，都需要征收管理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，否則會失去其實際意義并最終會遭放棄。降低碳稅征管成本的要領，包括使征稅點盡可能地接近化石燃料生產環節和進口環節，以方便涉稅信息的征集和控制；按二氧化碳估算排放量簡明劃一征收，降低稅務機關的行政成本；設計較低的一般稅負水平，差別稅率盡可能具有行業性，而不是對單個公司優惠。

 

四是考慮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。碳稅開征后，未來有可能覆蓋居民家庭時，應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實際稅負增加情況，在已有的“低保”體系運行中，對他們適當調高財政補貼標準，以維系和促進社會穩定。

 

五是可以考慮碳稅收入在一個時期之內安排定向使用。比如碳稅可以在未來成為獨立稅種而開征，其收入（或收入中的一部分）可以考慮經過預算管理程序，至少在一個時期之內（如開征的頭五年至十年）作為支持環境保護和節能降耗、減排治污的專項基金或特定工程項目資金來源來使用，以助于全社會提升對這一稅種的認可度。